贈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去留無意望碧空雲卷雲舒

山阻石攔大江畢竟東流去

雪壓霜欺梅花依舊向陽開

多謝黎爺的宵夜和贈言。

難得何老闆、黃老闆和黎爺都這麼關照，事不過三，我不可以再在facebook 公開寫作了。

現在我退回Blogspot 這個小天地。

有這個網址的朋友，請不要輕易把它轉移開去，謝謝！

Escort

所謂Escort，意思即是護送。
當危殆的病人需要由一個地方轉送到另一個地方時，便需要醫生護送，俗稱「行街」。
連同監測器、呼吸機、胃喉尿喉胸腔腹腔引流、強心藥鹽水再加個體外骨折固定架等，病人出門可謂牽一髮動全身。
即使已經鎖定預留升降機免去等待的時間，但一來一回的「行街」，可以用上半個小時。

出門既然要這麼久，總會帶著不少寶貝同行，以備不時之需。
首先要帶的就是手動氣泵，萬一呼吸器壞了可以用手泵幫病人呼吸；其次就是針藥盒、最近還需帶同抽痰機。
間中，我們亦會帶同「神之水滴」Gelofusine，因為我們迷信一瓶未經開封的鹽水掛在床尾，可保旅途平安。
大部份的行街都是無驚無險，但畢竟世途險惡，上得山多終遇虎。

伯伯因穿腸而需要動手術修補，手術完成後由小弟帶回深切治療部。
「術間血壓不穩，失血三千。」麻醉科醫生說：「我量過血色素，只有5。（小弟有13）」
「嘩__！」我續說：「啊對不起，我意思是血色素很『少』…」
「不要緊，我剛才量到的時候也說了這個字。」
我看著麻醉科醫生手上握著兩支含藥的針筒問：「我猜，這兩支…是給我的吧？」
「是呀，早已預備好強心藥了！」她微笑著把針筒塞進我手：「懂用的啦？路上血壓低就給我打！」
說罷，麻醉科醫生還有一眾手術室的姑娘，就像《國產凌凌柒》內的公安般揮手，祝我們一路好走…

借眼

在ICU 接收新症的時候，總會有一堆功夫要做：調較呼吸器、插胃喉、插尿喉、打中央輸液導管、打動脈導管、抽血、安排取藥、照肺等等。
大家都會分工合作，各司其職，這就是Intensive Care 的意義，數位醫護人員「集中」起來照顧病人。

今早凌晨我們接收了一位昏迷了的年輕女病人。
布簾拉起後，大家依舊像交響樂團般，自動自覺地開始做一番收人的功夫。
這時候，我在病人的手臂抽血，而女護士已經把病人的褲子褪下，準備插尿喉。

正當我埋首苦幹的時候，女護士說：「啊，忘了拿點甚麼！」
說罷她就跑了出去取物，留下了我獨自一人在簾內！
而我在抽血不能離開，於是馬上大叫：「喂！人來呀！快點來人呀！」

一位熱心的男護士聞訊跑進來：「怎麼了、怎麼了？」
「哎呀！你跑進來幹麼？」我大叫：「兩個麻甩佬加上一個脫了褲子的昏迷女病人同在布簾內，我們跳入維港都洗不清呀！救命呀！快點來個女人呀……」

法內情

19歲的在囚少女慧慧，因病入住深切治療部。
由於病情嚴重的病人不會被收入位置偏遠的羈留病房，故懲教處派員到慧慧床邊坐著日夜看守。

是夜黃昏，慧慧的病情突然急轉直下，鮮血從氣管不斷溢出，即使把呼吸器盡開，血氧亦只餘60，生命危在旦夕。
護士多次致電慧慧的媽媽，但卻無人接聽。
我們問看守慧慧的師姐還有否其他可以聯絡的家人，師姐說：「慧慧的雙親離異，只有媽媽的電話，我盡量替你們再找她吧！」

十分鐘後，師姐終於找到慧慧媽媽了。她問：「醫生，我可以和她說話嗎？」
「當然可以，但她的意識未必…」
話音未落，師姐已經走到慧慧耳邊說：「慧慧呀、慧慧，我通知了你媽啦，她正趕來了，你要堅持住呀！」
又過了差不多十分鐘，另一位懲教師兄，帶著媽媽和哥哥趕到慧慧的床邊。
而我，必須要硬著頭皮做我最不願意做的事。

「剛才慧慧的情況急轉直下，我們已經盡力去幫她，但我恐伯她今晚未必撐得過去，你們可以在床邊握住慧慧的手支持鼓勵她…」
媽媽聞言，經已呼天搶地，竭斯底里的跪在床邊失聲痛哭。我和護士挪來椅子，把她攙扶起來；同時卻發現站在後方的懲教師兄師姐，亦為之動融，雙眼早已泛有淚光。

我之所以最怕做這件事，不是因為宣布病人惡化這個消息難於啓齒，而是面對家人悲哀的反應時，我也會因同理心而哭。
習慣面對生離死別的人亦不受免疫，更何況是懲教處的師兄師姐？
師兄對師姐說：「平日探訪者是不可以和囚友有身體接觸的，但到了此時此刻，又怎能夠墨守成規呢？」

天亮了，我的當值亦至尾聲，懲教員亦已經換班了。
接更的師姐走過來問我說：「上一更的同事說她很差，昨晚差點要走了，我今天回來上班途中，心中也有點戚戚然。那恕我多口問一句……」
「唔，你也知道我不能夠說太多。」我微笑說：「但我今早看見她的血氧有100%，已經鬆了一口氣。」

在急症室，我經常遇到帶著囚友來求診的懲教處職員；在普通病房，偶然也會遇到看守病人的師兄；他們比起二十年前周潤發主演的《監獄風雲》內兇巴巴的懲教員當然相去甚遠，但會走到囚友耳邊鼓勵她、亦會為囚友瀕死而流淚、會為囚友病情而擔心的懲教員，卻是第一次遇到。

還是一句老掉牙的說話：法律不外乎人情。

求

因呼吸衰竭而插了氣喉，接上了呼吸器的病人，絕大部分時間都會被綁著雙手，以防自行拔掉氣喉、導管或監察儀。
再者，插了氣喉的病人，都會有口難言，因為氣喉會從聲帶之間經過，故此聲帶不能開合發聲。

今天，一位插了氣喉但清醒的叔叔，在我們巡房的時候，被綁的雙手不斷奮力敲擊床欄，引起我們注意。
大伙兒走過去問：「怎麼了？怎麼了？」
護士給叔叔拿來寫字板，同時解開了他的右手讓他寫字。
叔叔搖搖右手，頭轉而看著左手，示意我們解開左手。
「難道是左撇子？」
於是，我們再解開他的左手，把筆和寫字板遞過去。

但是，叔叔卻沒有接過，反之，左手蠢蠢欲動朝自己的口腔進發！
機警敏捷的護士一擁而上制止叔叔，同時斥喝：「聽話呀！咪拔喉呀！會抖唔到氣死嫁！」
正當護士想再綁起叔叔雙手時，他可憐地拼命搖頭，露出無辜兼楚楚可憐的眼神，像是苦苦哀求大家再給他一次機會。
「答應我們不會拔喉，好不好？」
他點點頭。

這時，他徐徐的、慢慢的，舉起自己的左手，而我們金精火眼的警戒著，叔叔會不會有一絲想拔喉的異動。
他一直把左手伸到後腦杓，然後﹣﹣

搔呀搔呀搔……

原來如此！
痕癢的確是比大病更難耐呢！

機會

在傳統上，深切治療部和麻醉科甚有淵源，全因當年的一次疫症。
1952年，丹麥爆發了小兒麻痺瘟疫，不少病人因此陷入呼吸衰竭，即使有「負壓」的「鐵肺」協助呼吸，但亦造成很高的死亡率。
「鐵肺」治療，就是把病人頸部以下的身軀放進一個大鐵箱，然後間歇抽走箱內空氣造成胸腔負壓，把大氣抽入肺內。

一位叫做Ibsen 的麻醉科醫生，則反其道而行，提議用手術室的「正壓」插喉治療方法，即是把喉管直接插入氣道泵氣，和今天的治療方法不相伯仲。
然而，當年沒有先進的呼吸機器協助，每個病人需要用人手來泵氣；因此，他招募了數以百計的醫學生和護士，日夜輪班，不眠不休的為病人手動泵氣，直到病情轉佳為止。
由此，Ibsen 成功把高近九成的死亡率銳減至一成半，而疫症過後，他被委派主管哥本哈根總醫院的術後復原病房，而世界上第一所深切治療部就此誕生。

在女皇醫院，深切治療部的弟兄姊妹均來自五湖四海。從前，深切治療部的醫生大多數來自內科和麻醉科，急症醫生是最近幾年加入的朋友，而且愈來愈多外科醫生來到深切治療部汲取經驗。
這個配搭雖然有點奇怪，但有助不同科別的互相交流，再者有甚麼問題，都可以很方便地找到發問的對象，不用麻麻煩煩的要打封信去找別科會診。

之前的《我只剩下一張床》提到，深切治療部的床位十分珍貴，即使是同一個病，我們也會考慮病人的年齡和入院前的自我照顧能力，要是年紀很輕但已經長期卧床，那當然名次較後；相反年屆七旬仍能健步如飛，那就會有高點的名次。

這天，我們收到了來自腫瘤科的求助。
病人是一位四十來歲的男性阿康，約一個月前因氣喘而到私家醫院求診，發現是生殖細胞瘤，並且已經轉移至肺和肝。
因為氣喘難耐，阿康轉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輾轉被收入腫瘤科病房，在一切準備功夫完成之後，翌天早上便立刻開始化療。
然而，才到了腫瘤科病房三個多小時，他的氣喘開始加劇，而且愈見嚴重，眼見阿康呼吸困難，腫瘤科醫生便馬上召麻醉科醫生來插喉，並接上呼吸器。

收到來自腫瘤科的求助傳真後，深切治療部的護士說：是已擴散的腫瘤哦！為甚麼還找我們呢？
因為有藥可醫，這種腫瘤對化療藥很敏感，有一半的病人都可以存活至五年之久。
所以，我們決定出發，往那山高皇帝遠兼自成一國的腫瘤科大樓。
平日在主座，出發看會診的醫生，多數都是一個起、兩個止，但因為位置偏遠，我們今次出動了四位醫生。




深切治療部：B 座及D 座6 樓
腫瘤科病房：R 座8 樓

急症室：G 座地下

女皇醫院有一個好處，就是主座大樓ABCDEFGH全部樓層都是連成一線，要是任何地方需要支援，我們急步走，穿過其他病房作為捷徑、跑樓梯上落的話，基本上可以在5分鐘左右到達。

當然，推著大型儀器的，就一定要先乘升降機到地下，等待換乘其他升降機，沒有這麼方便了。而腫瘤科大樓，只有地下和一樓是連貫的，所以我們必須要由B 座6 樓跑樓梯到1樓，到H座轉入K座才可以到R座。
連等待升降機到8 樓，都差不多要用15 分鐘哩。
（迷之聲：不要投訴為甚麼醫生不跑8 層樓梯去救好不好？會多四位病人的，最少我會是第一個…）

我們往病房內走去，目標就是泊在不遠處的E-trolley。
E-trolley是一台放滿應急工具和藥物的手推車，每逢病房裡有哪位病人情況變差，需要急救的時候，E-trolley 就會出動，被推到那位病人的床邊。
所以，只要找到E-trolley，就會找到事故現場，還有那位需要我們ICU的病人。

在插喉之後，阿康十分激動，不斷想從床上坐起來。
試想想，要是你被1 厘米粗的膠管由口腔插入喉嚨，不斷噗滋噗滋的泵氣，而且也不能說話，四肢又被綁起來以防拔喉，那閣下也會拼命爭扎吧！
但話說回來，若病人不斷爭扎的話，即使有呼吸機，他亦得不到足夠的供氧。

要做到「機人合一」，即是病人可以和呼吸機好好協調，就必須要把病人「Sedate & Paralyse」，簡單來說是使病人沉睡(Sedate)，再把其肌肉完全放鬆(Paralyse)，不能爭扎。
使病人沉睡，在一般病房都比較容易，尤其是腫瘤科病房：嗎啡(Morphine)和「乜都掃冧」(Midazolam)是常用的鎮靜藥物；但是肌肉鬆弛劑(Muscle Relaxant)不是那麼易找到，因為有其危險性。
肌肉鬆弛劑會把全身的肌肉放鬆，就連負責呼吸的胸肌和橫隔膜肌肉也會受影響，所以用的時候一定要預備好插管和接呼吸機。

故此，這種藥物只會放在ICU和手術室這些隨時插喉的地方，普通病房是不會有的。
天哪！那豈不是要回去ICU 拿藥嗎？
我之前說過，腫瘤科大樓在醫院內自成一角，要是這樣一來一回可以用個25分鐘；就算叫自己的工友從ICU 出發拿過來，轉乘三台升降機最少也要15分鐘啊！
更何況，那時候是探病時間，有大量親友會來到醫院病房探病，總不可能為了送一支藥而「鎖」三台升降機吧？

這時候，來自五湖四海的我們，靠著不同的背景，發揮了自己的力量！
「去R 房拿！急症室也是會插喉的地方，只需要一程電梯，去說Dr M.Y.和Ray 緊急需要兩支Rocuronium，應該可以拿到！」
果然，不需10 分鐘，我們就有肌肉鬆弛劑可以用了。
雖說這種靠「撻朵」、用人事關係來取藥的做法並不尋常，但在危急關頭，救人一命的是醫生人急智生的臨床判斷，而不是冷冰冰的死板指引或規條。

當下了藥之後，阿康馬上就平靜下來了，進入了沉睡和放鬆的狀態。
我們和腫瘤科的醫生一起向阿康的家人解釋了病情和治療計劃，就是轉到ICU 去支援他的肺部和腎臟，同時用化療對付癌細胞。
與此同時，我們要開始計劃阿康的「十萬八千里大長征」，在探病時間，升降機使用頻繁，要運送病人是件很麻煩的事哩。
ICU 有一支鎖匙，可以在緊急時鎖定D 座大樓的升降機使用，但是今次牽涉了三台升降機，我們必須召管事部幫忙，同時鎖定三台升降機。
要不是如此，我們根本不可能全速前進，把危重的阿康順利地送到ICU。

在ICU，我們和腫瘤科醫生分工合作治療阿康。
腫瘤科主要負責使用化療藥物，而我們則負責器官的支援。
生殖細胞瘤，即使是已經擴散，仍說不上是不治之症。
用化療的話，有一半的機會可以治好，那沒有理由不放手一試，問題是身體能不能夠支撐得住。

再說，用化療藥會有兩個問題。
一來就是在「炸掉」癌細胞之後，會有大量癌細胞的「屍體」流入血管，經腎臟排出體外；然而腎臟未必能夠在短時間內處理這麼多突如其來的工作，引起腎衰竭。（Tumour Lysis Syndrome）
再來就是使用化療藥後，身體的抵抗力會下降，很容易會被其他細菌乘虛入侵而喪命；故為了保護阿康，故把他安排入住有空氣過濾設備的隔離房間。

在第一次做用化療藥後，阿康的肺片確是略有好轉，呼吸器的用量也可以減少一點。
然而好景不常，阿康果然出現了Tumour Lysis Syndrome，腎臟開始出現衰竭情況，需要洗腎治療。
為免使腎臟進一步壞死，腫瘤科方面只好暫停了化療。
就在這一晚，阿康的姐姐和女友希望見醫生了解病情。

ICU 並沒有「主診醫生」的制度，每位病人都是由一組醫生共同治療，雖然每天負責巡房的醫生未必相同，再者治療的風格也不盡相同，但ICU 每天早上也有「早餐會議」討論病情進展，下午亦有一次交接的大巡房，所以各個醫生都會知道全部病人的情況和治療的方向。
我向憂心忡忡的家人解釋了病情之後，阿康的姐姐說了一句令我印象很深刻的話：「我很慶幸阿康is in good hands。你們ICU 和腫瘤科的醫生都很有耐心，我真的很感恩。」

再過了四天，又是我當值的晚上，阿康的姐姐再次想約見醫生。
她準備了一系列的問題，全都寫在電話內，向我逐一查詢。
然而，好景不常，阿康的病情每況愈下，我所給的答覆，都令她們大失所望。
「阿康的腎雖然保住了，但是我們還是不敢再下第三次化療。因為這次到他的白血球數目大降，只有她倆沉默不語。
「雖然我們已經用了廣譜的抗生素和隔離治療，但似乎阿康仍然受到細菌攻擊。我們已經用了一種叫GCSF的藥，你可以當是『士兵的種子』，希望可以刺激到阿康的身體製造更多的白血球。」

很可惜，即使我們用盡辦法，阿康的病情漸趨嚴重，逐漸需要更大劑量的強心藥去維持血壓。
後來，有同事對我說，在他彌留之夜，他的姐姐在枕邊陪伴。
她說：「你不用怕，朝著光的地方走過去，你會找到平安。」
最後，阿康在翌朝初暮不敵病魔，撒手塵寰，終年37歲。

之所以說ICU 是一個機會，因為這裡只會收一些本來身體情況不太差的病人，希望用最集中的醫療資源，幫他們渡過這一次的難關。
不是每個病人都會有這個機會，也不是每個能把握機會的病人也可以戰勝病魔。
在ICU 的密切監察下，我們每個小時都可以掌握病人的最新進展，維生指數和血報告等，在現今電腦科技發達下一目了然。
醫生就如在戰場上坐陣指揮的司令，時刻看著螢光幕，再去檢查一下病人，決定下一步如何行軍打仗。
正因為我們實在太清楚太了解戰況，看到病人一步一步好轉，我們都會在心中暗喜，但有陣子，醫生也會束手無策，心不甘、情不願地認輸投降，說"We are losing the patient."

女皇醫院是每一個角落都是戰場，和病魔的對決每天輪流上演。
如果說普通病房是地雷滿佈，而R 房是速戰速決，那ICU 肯定是負隅頑抗了。

我只剩下一張床

深切治療部（ICU）的床位，無異於醫院其他部門，同樣是捉襟見肘。

然而，我們比其他部門更好的就是：永不加床！

每天巡房的時候，我們都盡量把情況好轉的病人轉往普通病房，騰出床位以備不時之需。

雖然排期手術我們可以預計，但是緊急手術、由急症室收進來、或在內科情況變差而轉進來的，都如天氣一樣不似預期。

是晚當值，我收到來自F6內科女病房的轉介。

78 歲的婆婆，因為咳嗽、氣速，在急症室拍了肺片，發現肺積水而入院。

在住院期間，醫生發現婆婆的血色素愈來愈低，而積水愈來愈多，故安排電腦掃瞄，發現是胸腔出血，而且積血大得壓住心臟。

主診醫生得悉後，馬上召心胸外科醫生會診，同時尋求深切治療部支援。

心胸外科醫生看過婆婆之後，認為婆婆需要立即動手術；同時，因為婆婆正在服食薄血藥，需要在手術前輸血漿，否則一開刀便會流血不止。

「我們ICU全滿了。」我對心胸外科醫生說：「不過，我有一位病人中午拔喉後情況穩定，本打算明天才走的，我們現在就把他提早轉到普通病房，騰空一張床。你給我一點時間，動完手術後婆婆便可以來ICU。」

把病人轉出去後，我們匆匆忙忙吃過晚飯，然後再回到ICU 會見家人。

然而在這個時候，我就收到「娘家」急症室的電話。

「R 房！不是吧！」我看著電話的來電顯示怒吼：「媽的！我來了ICU 還是擺脫不了R 房？」

「喂！ICU醫生嗎？」話筒的聲音來自熟悉的同事。

「你好呀……我是阿Ray 呀……今次『開乜』呀……」

「喂阿Ray！很久不見啦！我們今次開『MALA』呀！Creatinine 800 pH 6.8 K 7.0 呀！」

81 歲的獨居婆婆，有糖尿病史，因上吐下瀉往私家醫生處求診。

私家醫生一驗血糖，發覺只有0.9 （正常約4-12），故轉介婆婆到急症室去。

急症室把婆婆收入觀察病房，再抽血化驗。

化驗結果回來，發現婆婆急性腎臟衰竭，引致血液酸鹼度過酸及鉀質偏高，由於此症可使心臟隨時停頓，故推回R 房給藥治療。

而實際上，婆婆的心跳已經因此而受到影響，需要使用強心藥來維持血壓。

MALA 的意思，是Metformin associated lactic acidosis （甲福明乳酸中毒）。

Metformin甲福明是一常見的糖尿病藥物，但若然在上吐下瀉缺水期間，仍然繼續服用的話，會引起乳酸中毒，加劇本來的急性腎臟衰竭。

R 房找我，是因為婆婆雖要緊急洗腎治療。

「她本來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只不過是腸胃炎引起的腎衰竭，不是末期的不治之症，這個婆婆是值得收的。」我很無奈的說：「但是，我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床了。」

「要是不開機洗腎她會沒命的！」

「我知道！但沒辦法！折衷一點，先收上內科病房，由內科找腎科今晚洗，我們再在手中找另一個比較穩定的病人轉出去……」

正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位婆婆同樣地，被收往F6內科女病房。

F6 已經因為要為那位胸腔出血的婆婆安排緊急手術而忙得不可開交，再加一個要用強心針維持血壓兼隨時要洗腎的婆婆，更是雪上加霜。

我在檢查第二位婆婆的時候，護士們苦苦哀求我說：「收了她吧、收了她吧……」

「你們F6丫，不知是誰犯了太歲，一下子有兩位病人要『幫襯』ICU，但現在我只有一張床，收得哪一位呢？」

與此同時，工友正把手術室輪床推進來：「接病人往手術室。」

護士走到第一位婆婆的身邊，還沒有開始過床，她的心跳突然停頓。

「喂！不得了啦！搓人呀！E-trolley！」

有些醫生會認為「事不關己，己不勞心」，那位婆婆尚未動手術，也未出來ICU，所以責任上不是我的病人。

然而，在戰場上又哪可以計較這麼多呢？

多一個人，始終多一對手。

面對搓人這種盛事，小弟當然拔刀相助參與其中。

婆婆的心跳雖然勉強恢復，但未幾又再次停頓，需要幾次的心外壓搶救。

護士召來了心胸外科醫生來覆檢，他認為病人的情況已經太差，動手術的風險太大，隨時死在手術檯上。

所以，在和家人商討後，還是決定以保守的方式治療，不動手術。

當時是晚上11時。

護士的午班應該在9時完畢，交接給夜班。

但是夜班只剩下兩位可憐兮兮的同事迎接十小時的漫漫長夜，面對這樣的戰況，午班的護士也成為了義氣仔女，「留堂」幫忙清理殘局。

第一位婆婆已經手術無望，我便聯絡高級醫生稟告情況，原先預留下來的病床，也許能夠讓給要洗腎的第二位婆婆。

「姑娘！我們要插喉！」

「剛才不是插了嗎？」

「不是！我們要給第二個洗腎婆婆插喉！」我一聲令下：「快點Call 人借呼吸器！」

病房的護士當然立刻怨聲載道！

「天呀！你饒了我們吧！」

「你連喘息的機會都不給我們！」

「我可是午班的哦...嗚...」

所以，我很慶幸我還能夠保住小命離開F6病房！

雖然第一位婆婆等不及手術，的而且確是有點可惜，但往好的方向去想，我們好好把握了這個機會，及時為腎衰竭的另一位婆婆進行洗腎治療。

在執筆之時，這位婆婆已逐漸康復，腎功能已回復三份之一，而強心藥已經可以減用了。

最壞的結果，可能是兩位婆婆都保不住性命，幸而這種情況沒有發生。

當然，每個人病的時候，都會想得到最密切的照顧和治療，但在公立醫院的環境，就連一張「正床」也難求，不用睡在走廊，已經是很幸運的了。

不要忘記，公立醫院的深切治療部也只是每天100元的收費，護士病人比例為1比1至2，用呼吸器、心肺機、洗腎機等儀器也不另收費，每一張床都是很珍貴的。

如果我們有資金，有地方，有醫護人員，那讓多一點危重的病人受惠，那是大家都樂意見到的事。

但是，在今時今日的女皇醫院，一間普通病房內有5位用呼吸機、另外5位用強心藥的病人，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在這個戰場裡，我們和病魔作戰，有時會贏，有時會輸，手中的子彈有限，不能白白浪費。

要是勝算不高，入院前已經長期卧床、不能溝通、要用胃喉餵食、有末期癌症的老人院友，那不如順其自然讓他舒服地走罷；相反，當你面對的是廿來歲的健康媽媽，在臨產時發羊吊，那我們不惜武器盡出，給她和孩子一個機會。

當我只剩下一張床時，就必需要作出這個沉重而果斷的決擇。

過藥紙

做Houseman時，其中一項厭惡性工作，就是「過藥紙」。

一般的急症醫院，藥紙上每項處方旁，有5至7天不等的空格。
每次護士派藥後，就會在空格上簽署。

換言之，每隔幾天藥紙就會用完。
如果想繼續派藥，就需要一名笨蛋做搬字過紙的工作，而此等重任，就理所當然落在食物鏈最底層的生物身上，是為「過藥紙」。

在過藥紙的時候，固然會有手文之誤，故每開一張新藥紙，必須有兩位護士重複核對新舊藥紙，確保那低等生特沒有犯低等錯誤。

然而，在這資訊科技發達的年代，自然有人會問：「用電腦豈不是更好嗎？不會有手文之誤，導致派錯藥的醫療事故；同時，也免去了醫生、護士花在三核五對上的時間和心神，可以更投入去照顧病人。

在醫院內，過份依賴電腦，會令人腦懶惰，警覺性亦會減低，而且，凡事都要經過電腦，只會使醫療程序變得繁複，花了更多時間在Log in Log out上。接下來的原因都是老生常談：電腦不識分對錯、停電兼停後備電。

爸爸常問我：「世間這麼多藥，有不同的名字、劑量和服用頻率，你是怎麼記住的？」
答案就是：我在Houseman 時代，過了一年藥紙學回來的。

二十四周年

7時50分，最滂沱大雨的時候，數以百計的市民仍然勇往直前，向著象徵民主理想之地進發。當中不乏八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比起當年香港人無懼八號風球、北京人無懼槍林彈雨，我們這一代的付出，實在小巫見大巫。

我很高興見到許多香港人心底還是有良知的，事隔多年仍然勇於站出來對抗暴政，讓當權者知道，人民從來沒有忘記以血寫下的歷史。

今年雖然沒有點起蠟燭，但點點心意，已經託付於捐款箱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來年六四，維園再見。


早前香港大學學生會訪問過我，作為醫生對政治應作甚麼取態。
醫生是社會投放大量資源培養的專業人士，當然工作背後也有其個人的身份。
對我個人來說，我沒有勇氣全情投入政治運動，希望大家會尊重這個明哲保身的選擇。

然而，當你披著受社稷尊崇的白袍時，就不得不為社會上大事大非的議題表態。
這個城市栽培了醫生，並非只是為了讓我們享受豐厚的薪金、安穩的生活，同時也讓我們肩負起照顧低下貧苦階層的責任。
醫生之所以備受敬重，是因為社會期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明理，會有良知，會有極高的道德標準。

平日不參與無聊的爭論，是不想浪費說話時的份量，但卻要保持對政治的解覺，不要採取鴕鳥政策。
若然，到了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表態，那誰會出來為社會上無權無勢的人發聲呢？

即使明年要On call 返工，也會銘記在心中。永不放棄。

劣根性

姓曾的，坐飛機遊艇，無下文。
姓梁的，僭建加利誘賄選，繼續做。
因為負責查佢地、那個姓湯的，自己都請客。
立法會剛通過了捐款一億給貪官。

現在的公開考試已經沒有了26篇範文，今時今日的中學生，自然沒有讀過王力的「請客」。

當廉政公署不再是「總督特派」、當我們的下一代再不讀「請客」，中國人的劣根性，永遠難改。

兩個割腕的女孩（下）

下午九時，穿著校服的妮妮坐在輪床上，身邊是她的男朋友。
我翻查電腦記錄，17歲的小妮子以前都試過有抑鬱的病歷，今次是因為和男朋友爭執之後割腕。

我看著病歷卡，看看妮妮，再看看那個男朋友。
明快的護士已經開始拆開妮妮手腕上的敷料和繃帶，而那個男的，全程就是在把玩著自己的智能電話。
既然妮妮也快將成年，而那男的又好像漠不關心似的，所以我先請他到外面去繼續他的電話遊戲，好讓妮妮更暢所欲言。

護士把紗布打開後說：「喔，這個要縫針了。」
我看看傷口道：「嗯，我同意。」
妮妮扁著嘴說：「不縫針可以嗎？」
「傷口會發炎變壞的。」我一邊替她處理傷口，一邊打蛇隨棍上問：「為甚麼要割脈呢？」
「因為他不信我。」

妮妮現在念中五，年半前開始和這個男生交往，然而這位男朋友的疑心很重，動不動就懷疑妮妮是否有外遇。
首先，他會要求妮妮在放學後打電話給她，要是老師遲了十來分鐘才下課，準會被男友質疑一番。
又或者，當男朋友打電話給她但她未有接聽，即使已經馬上回電，也會被問及為甚麼不接聽電話。
隨著科技的發展，就變成要每小時用Whatsapp分享位置一次。

「這樣子真的吃不消。」我搖頭嘆息。
「我愛他，這些都不緊要，但最重要是他無中生有，整天以為我和班中另一個男生有關係。」妮妮的眼淚開始奪眶而出：「我喜歡他就是喜歡他，不喜歡他就是不喜歡他，有甚麼好吵的？」
再者，他更要妮妮退學，切切實實的離開這位男同學，出來社會跟他做事，他才會覺得滿意。

一直到今次，他們又因為同一個緣故吵架﹣﹣最終，妮妮有怨無路訴，決定以自殘明志。
在目睹女友割腕之後，他才說：「我也愛你，你不用這麼做。」
然而，由妮妮登記、到分流、到候診期間，他一直手提電話不離手。
「根本由始至終就沒有關心過我痛不痛，口裡說是愛我，但實際上卻沒有理過我的感受。」

愛人不疑，疑人不愛。
年紀輕輕的小妮子，何必為一個對自己漠不關心的男人，作出自殘的行為呢？
再者，在今時今日的香港，中五畢業、又無一技之長的話，基本上找不到一份很安穩的工作。
這個男人也未必可以和你一生一世，又何必為他放棄自己一生的前途？
妮妮很堅定的說：「我很想和他一起，很想他就是我最後的一男朋友！」

唉，今次要割腕才可以證明自己的忠貞，下次豈不是要跳樓不成？
兩個人，無非是為愛才在一起，不應該有懷疑，也不應該有猜忌，對每事每物也問這問那，沒有人會喜歡自己辛勞一天回家後，迎接自己的不是親切的問候，而是嚴厲的質詢。
要質疑一個無辜的人很容易，但要力證自己清白是很難的。

雖說真金不怕洪爐火，但久而久之，也會使感情轉淡，變成每天都例行報告，失去了自由和情趣，稍一不慎，就鬧得雞犬不寧，這樣的一段感情，實在不值得留戀。

「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我補充說：「醫生不是要你一定要分手，但你還年輕，有許多美好的前途在等著你，你要好好把握。所以，你自己再考慮一下，你們的感情會否有轉機，要是真的不行了，就不要勉強下去。
急症室的醫生，除了處理病人手上的傷口外，也會處理病人心靈的創傷，我也不是未見過高級醫生在急症室內輔導病人。
雖然比平常一個簡單的「主婦切雞切到手指」用多一倍的時間，但要是可以防止她下一次、兩次、三次再因為割腕而來到急症室，這也是值得的。

在打藥單時，我看到妮妮的住址。
「咦，原來你和我是住在同一棟大廈的。」
她驚訝地說：「呀？醫生也會住公屋的嗎？」
我反問：「醫生不可以住公屋、不可以念屋邨中學的嗎？」
妮妮聞言微笑起來，恍惚醫生和學生之間的階級一下子就消失了似的。
「要是下次遇見你的話，我希望你不要再愁眉苦臉、應該要笑口常開啦！」

註：

在《半個醫生On Call中》的《序》中，小弟亦曾經提及過自己的出身。
現代父母要「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年紀小小、牙牙學語，就已經迫他學這個學那個，實在太辛苦了；再者，為孩子鋪好道路，很少遇到挫折，就不懂得珍惜，到真的面對難關的時候，就會苦不堪言。

泣別

本來，今日我負責半緊急的「後街」門診。
然而，負責急救房的同事走來請我交換用膳時間，換言之，我有一個小時要負責急救房。
當「前街」的同事發現我竟然出來負責急救房，大家都心裡有數甚麼事會發生……

八旬伯伯今晚如常和家人晚飯，吃飯中途，不發一言就突然倒下。
家人大驚，急召救護車把伯伯送院。
途中，伯伯漸漸甦醒，手腳不斷爭扎，口中胡言亂語，但沒有人聽得明白他說甚麼。
因為爭扎，救護員甚至連血壓都無法量到。
到達急救房的時候，伯伯把頭上的冷帽甩掉了，我把帽子拾起來放在桌上。

我們合九牛二虎之力把伯伯制服，打了麻醉劑，插了管控制氣道和呼吸，才可以量到血壓和做到心電圖。
這時，血壓高至220，心跳140。
高級醫生做了超聲波，發覺主動脈根部發大，懷疑是急性甲型主動脈撕裂(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我摸摸脈搏，左手強而右手無脈搏。

伯伯之所以爭扎，也許是上腦部的血液不夠，因缺氧而引起混亂，再者也可能是因為撕裂做成的劇痛。
我們急召了心胸外科醫生，並且立即推往電腦掃描，診斷為Type A Aortic Intramural Haematoma，可算是大動脈撕裂的一種。
掃描完成後，我們把伯伯推回急救房，而心胸外科醫生亦向上級請示，再聯絡麻醉科，準備緊急手術。

奈何此時，伯伯的血壓開始急降至70，脈搏跌至60。
「開Dopamine 20 mg，抽定大A（強心針）。」我說：「把打樁機*搬出來好了，隨時要用。」
「像是Tamponade（心包填塞）。」高級醫生說：「看來等不及手術了。」
伯伯由救護車送到急救房還未夠一小時﹣﹣「摸不到脈搏了，開波搓啦！」

一聲令下，護士開打第一支大A。

我走出急救房，對伯伯的子女說明情況，著其他家人立即來到急症室。
「我們已經通知了所有人，他們全都正趕來了！」
「情況真的很差，現在沒心跳了，隨時都會走。」我說這句話的時候，背景是打椿機「啵嗞啵嗞」的為伯伯進行心外壓的聲音。
「我們明白的了，盡力吧醫生…」伯伯的子女說：「婆婆正在趕來，只要撐得到就好了…」

終於，伯伯有了很微弱的脈搏和血壓，我們請家人守在伯伯的床邊，向他道別。
家人們逐一泣不成聲地說：
「爸，你放心吧，我們會照顧媽媽的了。」
「我們會生生性性的！」
「你不要掛念我們了，我們都長大了！」
「謝謝你照顧我們、養大我們，爸爸！」
我站在床頭，手中拿著一支大A，眼看著心電圖，預備隨時注射，務必要盡力維持著伯伯的生命，直至婆婆趕到。
此情此境，我只敢把眼睛凝視著心電圖，免得眼眶的淚水滴出來，但奈何耳朵總閉不上，鼻子也開始酸酸的。

直至我看到兩個後生的攙扶著婆婆來到，我忍不住開口說：「快給老人家一張椅！」
婆婆坐在伯伯床邊，一邊摸著伯伯的臉和胸口，一邊以鄉下話在伯伯耳邊說著一些話。
雖然我聽不明白，但我看見婆婆把伯伯半睜的眼合上，也許是叫他安心去吧。

最終，高級醫生摸摸伯伯的頸脈搏，然後向家人宣告說：「伯伯的心跳停了，他已經走了。」
伯伯由來到醫院直到過身，只有一個半小時，事實上來得非常突然。
有的家人比較平靜，有的在靜靜的飲泣著，也有的在嚎哭。
在這一刻，我被那悲傷的情緒感染得幾乎崩潰了，心中有一種無名的刺痛。

「其實伯伯已經很努力了，他也捨不得你的，要等到你們來到，才可以撐到。」高級醫生安慰著眾人：「你們可以摸摸伯伯，在他的耳邊說話，他才剛走，身體還溫暖的。」
那一刻，我輕輕的放下了手中那支大A，深深的呼了一口氣，然後別過身去。
護士把伯伯的冷帽遞給家人：「這是伯伯剛才戴著來的冷帽，你們好好保存吧。」

我不敢想像，要是我眼眶通紅的樣子被伯伯的家人看到了，他們會有甚麼的感覺。
但畢竟，醫生也是人啊。
我生怕要是我打了大A，但伯伯還是在婆婆來到之前就走了，那婆婆會因為未能送老伴一程，而抱憾餘生嗎？

也許會有人認為，醫護人員面對生離死別，早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我寧願保存著這顆會傷會痛的心，而不是冷漠無情，流水作業的把伯伯草草 Cert 了就算。
急症室的同事和病人，請恕我擅離崗位十多分鐘，但那一刻我需要一段時間去使自己的心情平伏下來，要喝杯水、上個廁所，才可以恢復工作的心情，以免影響我對下一位病人的判斷。

我還未做完明天的功課，都要漏夜寫這個故事，希望帶給大家三個小小的寓意：

第一，找我調吃飯時間不要緊，但不要隨便讓我負責急救房，那怕只不過是一小時也不可以，我已經深知自己的黑氣力場實在太強了……
第二，可以救的、盡量救；可以幫的、盡量幫。做醫護這一行，不要延長病人的痛苦，也要關顧家人的心願，一定要將心比己，也要問心無愧。
第三，老生常談：生命無常，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人！

兩個割腕的女孩（上）

繼續是凌晨三時，坐在診症格內的瑪麗問護士說：「我可以吃一口煙嗎？」
「不可以。」護士冷冷的道：「醫院範圍內全面禁煙。」
27歲的瑪麗，有著長長的啡鬈髮，戴著「大眼仔」隱型眼鏡，厚厚的煙姿水粉，也遮蓋不了她飽經蒼桑的滿臉愁容。
我的檯面上放著私家醫生的轉介信，大意是黃昏時份瑪麗以𠝹刀割手腕自殘，請注射破傷風針，和讓精神科醫生看看她的問題。

既然大家都是八十後，有話就不要轉彎抹角，開門見山說就好了。
「手腕的傷痕不太深，不用縫針，但看你手腕上新新舊舊的疤痕，都已經十多道了，習慣了這樣發洩吧？」我說：「有甚麼事，非得要自殘不可呢？」

瑪麗抬起頭來看著我說：「醫生，雖然你是男人，但我也要說，這個世界的男人，沒有最仆＿，只有更＿街。」
（按：這句是出自瑪麗口中的真實說話，不是筆者為嘩眾取寵而杜撰。）
「好，願聞其詳。」

瑪麗的第一個男朋友，是她的中學同學，在畢業之後開始交往。
然而，當她懷有他的孩子時，他卻不負責任，離她而去了。
到她誕下孩子後，遇到另一位的男生。
他認為瑪麗要有一技之長，所以著她開一間時裝小店，自己做老闆娘，養活孩子。
然而，當小店稍有成就後，他就捲著小店的盈餘逃跑了。
到瑪麗心灰意冷的時候，她又遇上了一位當公務員的男生，以為自己可以找到靠山。
她知道自己已為人母，單親媽媽的身份，並不是每個男生都願意接受的。
所以，她一開始就坦白地向這位男朋友透露自己的身世；雖然他口裡滿是接受，但沒有三個月，還是把瑪麗甩掉了。

瑪麗用五分鐘把她過去年半的經歷娓娓道來，我和護士都托著腮靜聽著。
在她說完之後，我望著身邊的護士：「換了是我，我想我也會割手。」
「一天到黑都是你們這些臭男人嘛。」護士也毫不顧忌地直說。
「那你除了割手之外，有想過其他自殘方法嗎？跳樓？吊頸？」
「我還有一個女兒。」瑪麗竊笑道：「跳樓？你以為我像隔壁那個男人般懦弱嗎？」
（按：請參考《軟飯餐》。急症室的診症格以木板做間隔，雖然病人之間彼此看不到對方，但夜闌人靜總會聽到某些對話的內容。）

「雖然不是跳樓，但割手也解決不了問題呢。」我說：「剛才說了，傷口不用縫針，但破傷風針還是要打的。另外，也把你收入院，明天見精神科醫生罷。」
「會住多少天？雖然女兒有我媽媽照顧，但始終還是親力親為好一點。」
「我想到明天下午你就可以走了。」
「也好。」她點點頭：「但我有一個要求。」
「請說。」

「『入冊』之前，我可以先吃口煙嗎？」（也是瑪麗的原字照錄）
「不可以。」我像人肉錄音機般說：「醫院範圍內全面禁煙。」
「喔，這樣子……」她舔舔舌頭說：「那……我可以去便利店，買包朱古力手指餅嗎？」
「十分鐘之內要回來啦。」雖然明知她的企圖，但出來社會做事，就是要睜一眼時閉一眼。

一口粥

急症室的診症流程，如果病情許可（即不用直入R房），就是先在登記處繳費登記，之後接受護士分流，然後按照緩急輕重的次序見醫生。
若然是簡單的病症，醫生可以立即開出處方、病假紙和轉介信，讓病人離開。
又若然是很明顯要入院的病症，醫生會在抽血、照X光後直接入院。
要是中庸之道的病，可以視乎情況而決定入院或出院治療的話，就會先抽血、照X光，然後把病人安置在「觀察等候區（Observation Room，O房）」，待報告出來之後，才再作定奪。

在女皇醫院這所床位出名緊張的醫院，當醫院床位連加床也全滿、再也吃不消新入院病人的時候，就會出現「塞住」的情況，我們稱之為Admission Block。
當塞車的情況出現，需要入院的病人便要在急症室等候床位，這時候，「O房」就會變成停車場，泊滿一張又一張的輪床，床與床之間密密麻麻得連一吋空間都沒有，吃飯和大小便都需要在床上進行，更不要說床頭櫃和餐桌了。

以前我們的輪床都沒有編號，而為了方便找尋不知道被泊到哪裡去的病人，便在輪床的床頭和床尾加一塊大卡紙註明編號，活像汽車的車牌。
所以，當醫生護士找某病人的時候，恍惚像一邊在咒罵代客泊車、一邊在街邊找自己的私家車一樣。
在最高峰的日子，等候入院的病人可以高達四、五十人，當連O房也擠滿的時候，就要無所不用其極，把比較年輕和穩定的病人安置到急症室比較偏遠的角落。

要是急症室積壓著大量病人，問題就開始出現。

急症室的醫生，一方面要看新病人，但同時亦需要照顧那些等候入院的病人，實在顧此不彼，分身不暇。
首先，新登記病人的輪侯時間又會再為延長，再者，等入院的病人在急症室只能夠得到有限度的基本治療，結果就是兩邊不討好。
要是沒有學護出更的話，只有一位護士和一位工友負責照顧，忙碌和擠迫的情況苦不堪言。
也許讀者會問：「為甚麼不增加人手？」
這個人所共知的問題，問得輕易，但要答真的很困難哩。

因為無法看顧這麼多的病人，負責的護士都很提心吊膽，只可以求神拜佛，希望不要有病人為小便而下床繼而走失，或者等到「死咗都無人知」﹣﹣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少呀！
在等候入院期間，每一個病人都是一個計時炸彈，病情可以隨時轉差，在O房推人入R房搓（CPR，心肺復甦），也不是未試過。
而這個世界通常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與此同時，通常會巧合地有從高處墜下的病人送抵急症室，那各位在大堂輪候見醫生的病人，就不好意思了……

當然，要是在診治時，病人的情況已經很嚴重，例如要插喉接上呼吸器，又或者心律不正、血壓不穩的話，我們就要「紅旗」上症。
我們不是先加「車牌」把輪床幻變成汽車，然後再粉飾成名牌國產轎車，「紅旗」的意思，是「一定要立即把這個病人收入病房」。（對不起，冷到看得明白的讀者了，但破了的碗筷不作賠償。）
可是，這些「紅旗」絕對不可以濫用，要是把已經很滿的病房擠得更滿的話，下場就是連「紅旗」插了喉的危殆病人，也要等45分鐘才可以上病房。

誰說地獄只會有十八層？女皇地獄可以加建至二十一層……
這些恐怖的塞車情況，在天氣冷的時候更為嚴重，尤其是在夜更，基本上沒有人會在深夜出院。
要是樓上病房在深夜突然有床位接收新病人，只有兩個原因，第一就是病人受不了，自行簽字出院，第二個原因我不好道破了，留下空間讓讀者思考一下。

我還記得，在O房裡發生的一個小故事，雖然和人滿為患無關，但到現在依然深刻難忘。
有一位婆婆需要入院留醫，但因內科未有床位，而需要在急症室等候。
午飯時間，每位病人都開餐了，而公公亦提著白粥來探望飢腸轆轆的婆婆。
老夫妻也急不及待打開碗蓋，分享熱騰騰的白粥。
公公自己吃一口，也給婆婆餵一口，場面非常溫馨，那一刻，你不禁想起「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誓詞。

沒多久，O房裡突然傳來一陣騷動，婆婆突然陷入昏迷，咀角有一抹白粥。
公公在旁焦急地大叫：「她哽到了！她哽到了！」
護士馬上衝前幫忙，發覺婆婆的心跳已因窒息而缺氧停頓，立即推入R房急救。
然而，本來帶病在身的婆婆，最終也因此返魂乏術。
當醫生向公公宣布噩耗時，公公不停自責，捶胸頓足，悲慟不已，需要護士攙扶，也有目睹整件事情、為之動融的其他病人家屬安慰。

生命的劇本原來就是無常，而世上有太多悲喜交集的故事，不斷在急症室這個小小的舞台上演。

自行了斷

因為有小弟坐陣，這天的R房忙得不可開交，已經是意料中事。
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廣播再次傳來護士長的呼喊：「R 房再留位，療養醫院轉送，院內病人自殺，氣道受阻，有呼吸脈搏，10分鐘後到。」

在醫院內有病人自殺是很嚴重的事情，根據醫管局的報告，平均每年發生的自殺案約為十宗，算不上是很常見，再者，因為醫院不斷改變設施以防病人自殺，這個數字亦有下降的趨勢。
然而，始終一個病房有差不多三十來四十多位病人，護士不可能如姥姥般，每一分鐘都看顧著病人的行蹤，再者，因飽受病魔折磨、又或者在精神病影響下而自殺的人大都死意已決，所以根本不能完全杜絕病人自殺的案件發生。

這次病人是氣道受阻，但仍然有呼吸脈搏，我們都在想，有可能是自縊吧？
救護員從急救房的後門把病人送進來，隨行的還有療養醫院的醫生和護士。
「60歲男人，末期肺癌，兩星期前轉送到療養醫院。」護送的醫生以前是我在內科實習時的上司，他交代著病人的情況：「最近幾天呼吸愈來愈辛苦，今天用生果刀插進自己的頸項自殺。」
「刀是從哪裡來的？為甚麼病房會有刀？」護士長問。
「是兒女帶來，給叔叔切水果的。」

為方便點說故事，我們叫他標叔。
過床之後，標叔雖然仍然有脈動和微弱的呼吸，但已陷於半昏迷的狀態。
一把生果刀從前方完全地插進了標叔的左頸項，只餘下刀柄在外。
我們把紗布和敷料一塊接一塊地移開，血液一邊從刀刃的兩邊滲出。

「不用想那麼多了，叫麻醉科和外科下來吧。」顧問醫生說：「看樣子暫時還可以，但沒多久氣管和肺就會被血淹著，那就完了。」
在場沒有醫生有勇氣把刀拔出來，因為不知道刀尖深入到哪一個地方，也許有好幾條血管已經破損了。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在麻醉科插管保護氣道，再由外科醫生在胸前開刀，用止血鉗保護好受損的血管後再拔。
外科和麻醉科醫生到場會診過之後，認為在R房插管還是有一定難度，所以決定直接把標叔送到手術室去。

一個月後，我在醫生辦公室的信匣中，收到死因裁判官的命令，要我為標叔的死因研訊呈交醫療報告，隨件還有標叔的檔案。
我翻開檔案，標叔在以刀自盡約十天後死亡。

標叔被送到手術室後，麻醉科醫生在內窺鏡協助下插管，然後外科醫生把他的胸膛剖開，發現左鎖骨下動脈被刀割裂了，經修補後送到深切治療部密切監察，但最終還是因器官衰竭而死。

事實上，在標叔入住療養醫院的時候，他和家人都已經簽下了「不予搶救同意書（Do Not Resuscitate）」。
這種同意書的意思是，當本來的病情嚴重至末期，生命要到盡頭、呼吸和心跳停止的時候，醫護人員不要為病人插喉、做心外壓急救，讓他順其自然的離開人世。
可是，當呼吸開始轉差，進入死亡的過程時，那種喘不過氣的感覺，實在令人生不如死。
所以，標叔不想再受折磨，才會早點了斷自己。
只可惜事與願違，他揮刀自刎沒有把痛苦早日結束，反而換來一系列更多的折磨：臨死還要被插喉、還要被剖開胸膛接受如此大型的手術，還要多待差不多十天才可以離開人世。

回頭想想，也許他的呼吸情況會在一兩天後嚴重得令他缺氧而死，但引刀成一快卻換來把痛苦延長。
原因是，「不予搶救」是被動的安樂死，但「自殺」是主動的安樂死，所以在醫療倫理上，醫生可以「不予搶救」肺癌做成的死亡，卻要搶救「自殺」所造成的傷害。

在我埋首整理檔案、預備報告的時候，顧問醫生端著溫暖牌飯盒，輕鬆的走進醫生辦公室開餐。
「葉醫生。」我打招呼道。
「在打哪個報告？」他問。
「上次和你一起看，割喉自殺那一個。」我答：「刀割斷了左鎖骨下動脈。」
「噢！要是他把刀插入去之後，再拔出來的話，那一切都完結了。」葉醫生咀嚼著說：「可是他已經呼吸困難，要把刀插進自己的頸，已經用盡了他僅餘的一口氣了。

逃犯自首

凌晨一時，28歲的阿希躺在診症格的輪床上。
他是一個打扮時髦的青年，金色頭髮剷青穿耳，黑色T 裇，深藍色「瀨屎」牛仔褲和白色運動鞋，當然還少不了頸上的金鏈和手臂的紋身。

他正襟危坐的看著正在翻閱病歷的我，而身邊還有憂心忡忡的爸爸。
「醫生，我是來自首的，對不起。」阿希先開口說。
阿希爸爸也幫忙說：「醫生，我保證這孩子不會再逃跑的了，你給他一個機會好嗎？」

兩星期前，患有躁鬱症的阿希，為了引起家人的注意，而作出了交代身後事的行為。

在過去的一段日子，他轉了好幾份的工作。
因為，他認為自己在公司一直做著些小角色，是一種浪費，所以辭職不幹；但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因為和同事或者老闆吵架，而被勸退的。
在幾份散工之後，阿希最後在家中開設外圍賭博網站，最初的收入還是很不錯的，但因為警方的強烈打擊之下，最終還是失敗收場。

之後，阿希的腦海中就出現了奇奇怪怪的想法，就是認為雙親在他小時候曾經把他賣過出去，換得不少的金錢，但現在自己潦倒時，父母卻沒有出手相助。
於是，他最近這個月便不斷向父母討錢，索價竟然是十二億圓，而且還要取回當年的「賣身契」。
面對這些虛構的想法，家人當然無法配合，阿希不得要領之下，便打翻桌子，在家中大吵大鬧，然後逃之夭夭。

過了幾天之後，他卻一反常態，把自己的整副身家十萬圓拿回家，還有幾個女朋友的名字和聯絡方法，一併交給家人，說是吃完最後一頓飯之後，便分道揚鑣，各走各路。
家人聞言大驚，把他帶到大西北醫院去求診。
我也和大家一樣覺得奇怪：怎麼有十萬元身家也算是「潦倒」呢……

急症室醫生聽過以上的故事後，認為阿希有暴力傾向，也有自殺的危險，於是便簽下入院令，強制把他收入精神病院。
而座落於大西北地區的精神病院，就是鼎鼎大名的－－青山醫院。
當阿希知道醫生這個決定之後，情緒立即大為激動，不理家人的勸告和阻止，奮力推開醫護人員，奪門而逃。
於是，阿希這下子便是名副其實的「從青山逃出來」了。

或者大家應該會認為，自由的空氣最清新，最舒服吧？
然而，阿希逃跑之後的兩個星期內，大部份時間都是把自己關在家裡，出外的時候，更是擔驚受怕，生怕會被街上甚麼人知道自己是「逃犯」。
面對終日鬱鬱不歡的兒子，阿希他爸便乘夜掩護，帶他到廟街吃打冷宵夜。
正當兩父子以為鬆一口氣之際，剛巧附近有小混混鬧事，大批警察趕到，封鎖現場逐一向在場的人查身分證。
於是，阿希逃跑的事便被揭發，立即就被警察帶來女皇醫院急症室。

我問阿希：「你這幾天，想清楚了嗎？」
「醫生，我自願入院，我不逃走了，你們不要把我銬起就好了。」他一邊說，眼淚一邊流下來：「這幾個星期來，我根本就睡得不好，不知道警察會不會在凌晨敲門，也不知道會不會連累身邊的家人，因為把我藏起而被拘捕。」
「那你知道我們為甚麼要把你收入院嗎？」
「知道，因為我覺得自己無病，不想吃藥，引致躁鬱症發作……」阿希一邊拭淚：「但我知道我再不治療，就會連累家人了，所以，我自願簽字入院，你不要發入院令了，對不起。」

「不用對我說對不起，當初向你發入院令的醫生又不是我！」我把眼神投向阿希爸爸：「但是你逃跑了，這幾天來你令一個人也憂心忡忡了。」

「對不起，爸爸。」

註：
在「強國人要生仔」被轉載到高登討論區後，其中一個巴絲的回應是「醫生簽個名，要你入青山，你就要入青山」，是部份正確。因為事實上，申請書還要得到法官的加簽，才可以把病人送入精神病院。
如果有病人「從青山逃出來」，則需要報警把他搜尋並帶回「安全地方」，而「安全地方」就是任何政府醫院的急症室。

強國人要生仔

一位懷孕34周的內地孕婦，在女警押解下送院就醫，主訴是肚子痛。
女警說，她早幾天因非法入境被捕，本來下午就要遣返內地，但她說肚子痛，只好把她帶來醫院檢查。
我和護士把她扶到床上檢查，超聲波顯示胎兒心跳正常，子宮頸緊閉，陰道內沒有出血跡象。
於是，我在警方的檢查報告書寫上：「Not in active labour. Fit for transportation.」

女警見字，以免夜長夢多，隨即著同僚叫車到醫院把她押走。
那一刻，我才感覺到原來醫生的權力真的很大，用墨水筆在紙上寫幾個字，就可以決定腹內塊肉的居留權。

當她知道最後的機會也無希望時，她苦苦哀求說：「我腹大便便、好不容易才來到香港，現在還叫我回去，舟車勞頓，好不辛苦。」
聽到這樣的哀求，真是聞者心酸、聽者流淚。
我先是體諒地說：「你說你辛苦，我明白，做媽媽誰不想孩子在一個好的環境下出生、受這裡的教育、醫療等福利，在自由的地方長大成人。」

說罷，話鋒一轉，我憤怒地說：「但是，你有在香港交稅嗎？你有盡過做香港公民的義務嗎？你把孩子生下來了、拿了身分證，就白享我們的福利，要替你養活孩子，我、護士、女警三個更辛苦！」

醫生的責任，本來就是要保護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以自己的專業知識，作出臨床判斷。
若然她正在作動、生產，那就算如何無可奈何，也要讓她誕下孩子。
然而，她並非在作動，情況穩定，根本無可能「講人情」讓她留院分娩。
至於所謂的醫者仁心，也不能夠被孕婦的私心如此濫用。

我還記得，董伯伯曾經在1999年說過：「若果167萬人全部來港，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社會顯然很難承受這種人口壓力。多年以來透過香港人的努力，我們已逐步將香港的生活質素提高，我們不可以讓這些成果付諸流水。」
相較起來，其實董伯伯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差嘛。

常言道，急症室醫生要為醫院把關，不可以濫收病人，以免病房過於擠迫。
可是我想不到，今時今日，急症室醫生也要為香港的人口把關了。

花騾子

在急症室大半年，小弟已經臭名遠播。
每當小弟負責急救室（R房）的時候，急救室都總會門常開，試過一更8小時之內，共有18個危殆病人需要急救，成為部門傳頌一時的佳話。
創下紀錄之後，每次上班都會有同事問我：「你……今天負責R房嗎？」
我已經無可置疑的成為新一代急症「黑星」（倒楣王）。

話說今個月的更表公佈之後，我發現昨晚當夜班的醫護陣容簡直是「黑星連珠」。
雖然我可以其他同事調換更期，但我深信這是命運不可逆的安排，既來之則安之，抱著破釜沉舟、從容就義的決心，去面對挑戰。
回到急症室，已經有很多病人在候診，半緊急的等候時間已經超過五小時。
護士長看著等候大堂的人群輕嘆：「唉，話說早幾晚的同事都樂得清閒的，今晚一上夜班已經是這樣子了。」
我說：「不要緊，這是預料之內的了，我們開始『衝症』吧。」

到凌晨一時半左右，急症科病房突然傳來噩耗：「喂！有個Body Packer 血壓低啊！只有70/40 mmHg！」

急症科病房（Emergency Medicine Ward）前稱觀察病房（Observation Ward），是急症室服務的伸延，負責收留病情較輕，可以在短期（約一兩天）內出院的病人，減輕專科病房的壓力。
當然，若然病人的情況有變，需要留醫更長時間的話，便會收入專科病房。
在急症科病房留醫期間，負責照顧病人的仍然是急症室的醫生。

至於所謂的Body Packer，也叫Drug Mule，即人體運毒，用自己身體把毒品（多是海洛英）走私過境。
毒騾子可以把毒品綁在身上以衣服遮掩，塞在肛門或陰道中，做法比較簡單、而攜帶的數目較少，也很容易被搜查出來；現在較多的毒騾子把包裝好的毒品吃下，待過境後隨糞便排出，這種方法可以帶更多的毒品，從外表看起上來也較難發現，但若是包裝穿破的話，大量毒品就會經腸胃吸收，引起生命危險。
海關在機場截獲的毒騾子，很多時候都會帶到女皇醫院，而不是機場屬區的公主醫院，因為女皇醫院有羈留病房。
然而，因羈留病房重門深鎖，位置偏遠，倘有任何併發症的話，遠水未必能救近火，所以有些醫生會選擇把毒騾子收入普通病房。
直到現時，處理人體運毒的措施和指引，仍然在發展的階段。

47 歲來自非洲的毒騾子阿花，在香港過境轉機時，被海關根據線報截獲。
說穿了，每天有這樣多人經香港機場過境，為甚麼這麼多獨行旅客不抓，就只走過來截停某一個呢？背後肯定是有線報的了。
大部份毒騾子都是來自貧窮的國家，為了生計才冒著被捕和死亡的危險，幾乎都只不過是大毒梟的棋子和代罪羔羊，所得的酬勞遠比身上所攜的毒品價值為低。
阿花在下午5時左右被送來醫院檢查，腹部X光發現有大量的包括毒品在她的大腸內。
主診醫生決定把阿花收入急症科病房，處方輕瀉劑（Klean Prep）讓她排出毒品；而海關則把她銬在床欄上，派員在旁看守。
直到凌晨12時，她有兩次流質大便，但仍未開始「下毒蛋」。
到凌晨1時半護士例行巡視時，發覺阿花的血壓只有70/40 mmHg，於是急召小弟察看。 阿花人尚清醒，可以用簡單英語對答。
我摸摸肚子，兩邊都有觸痛和些微的反壓痛，與此同時著同事打點滴抽血、給液、做心電圖、覆照X光。

最初抵院的時候，阿花拒絕肛門檢查，也許是害怕證據會被發現吧；但在人命關天的這刻，我再提出要檢查的時候，阿花就沒有拒絕了。
（然而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督察級或以上的警員或者關員可以要求醫生檢查疑犯的肛門和陰道的，請指教。）
我戴上手套，把食指放進阿花的肛門，已經摸到直腸內的幾顆毒蛋。

我一邊探，一邊問海關的同事，一顆毒蛋市值多少錢，原來每顆大約七千到一萬元！
於是，我再加一點潤滑劑，把拇指也放進去，馬上就掏出了四顆毒蛋。
人家說挖大便是「黃金」，這下子小弟的真的在掏金蛋了，而且還粒粒皆辛苦呢！
在挖出直腸的四顆毒蛋之後，其餘的毒蛋都太深入了，我不敢再貿然探索﹐只好收手。
在我清理現場、洗手的同時，海關的同事也抓緊時間收集證據，然後向阿花「落薄」正式警誡：「You are not obliged to say anything unless you wish to do so, but what you say may be put into writing and given in evidence. 」亦即是廣東話中耳熟能詳的「唔係是必要你講」那段警誡詞。

至於她的血壓，在全速輸液三包共1.5 公升之後，仍然毫無起色，依舊是70/40 mmHg，故決定由一樓的急症科病房推往地下急症部R房。
對，無論是R 房留Trauma位、登記大堂推入R 房搓（CPR）、由診症格推入R房ST段升心肌梗塞、由後街門診推入R 房Tube（插管），到今晚由病房推入R房我都嘗過了，我可以由任何地方推人入R房……R房的「R」注定是「Ray」的意思。
R房比病房有更大的優勢，一來地方比較大，儀器設備比較齊全、易取，人手的支援也比較好。 我們再拍過X光片，然後做超聲波確定沒有穿腸，再插尿喉和抽血做快速測試。
在輸液五包共2.5公升以後，血壓還低見50/20，顧問醫生決定上強心藥多巴胺（Dopamine）和請外科會診。
外科當值醫生一到場，就毫不客氣的指著我說：「又是你啊，你這倒楣王，又給我甚麼好關照了？」
對，會這麼老實不客氣的，當然是認識的同班同學。
各位在女皇醫院工作的同學，能給大家帶來那麼多學習的機會，我深感高興和榮幸……

外科看過阿花的臨床情況、X光和超聲波之後，認為情況不像是穿腸；但另一方面，顧問醫生也認為不像是毒蛋穿破，要是身體吸收了海洛英的話，瞳孔應該會收縮。
雖然暫時都未找到確實原因，但對於阿花的去向，大家都無稜兩可，一方面怕大腸穿破引起腹膜炎、另一方面又怕毒蛋穿破引起毒品吸收，結果還是找了深切治療部幫忙接收。

海洛英本來是嗎啡類的強力止痛藥，K仔本來是戰場用的緊急麻醉劑，不知道是哪個好事之徒，首先把這些藥變成毒品，害的不只是吸食的人，有更多的是為勢所迫，為糊口而鋌而走險的毒騾子。
在東南亞很多國家，例如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對付運毒的法例都很嚴厲，攜帶幾十克、甚至幾克入境已經可以判處死刑，但幕後的大毒梟往往都逍遙法外，世界永遠就是這麼不公平。

黑星連珠的夜更完結。
除了阿花之外，一個R房的病人也沒有，而且﹐需要入院的病人也不多，只不過有很多傻人和醉酒佬在大吵大鬧，害得護士疲於奔命。
早班的護士回來接班，竊竊私語問夜班的護士情況如何，她們的答覆很兩極化。
第一，很辛苦，因為太多人在吵鬧了；第二，還可以，不是想像中那麼慘烈。
而對於我來說，就是只有阿花這件事令我比較忙碌，已經比我意料中更好。

所以說，無論是On Call也好、On Night也好，要是作了最壞打算的話，通常都會否極泰來；反之，要是閣下心存僥倖，更有一絲邪念的話，那你的夜更就……

孩子種子

女王醫院在1963年成立，今年正要慶祝金禧院慶50周年。
她雖然不是大學教學醫院，但她也肩負起培育醫護人員的責任。
在醫院的每個病房，都會有醫護的學生在此學習。
還記得在醫科三年級的時候被派到女王外科，一到病房開始就喜歡了這裡：「個場夠爛！夠亂七八糟！」
自此，犯賤的小弟就認清了自己的辛苦命，選擇了女王醫院作為我落地生根的地方。

急症科不設實習醫生，念醫科的時候只會派到教學醫院急症科幾個星期，然而，在休假期間申請到女王醫院急症科體驗、見識一下的醫學生和實習醫生倒是大有人在的。
另一方面，來急症室實習的學護也是有的，有來自女王醫院護士學校的、有港大的、理大的、還有公大的，只是暫時未見這中大的。
當護士們都忙得不可開交（例如小弟負責R 房）的日子，小妹們就提供了額外的勞動人口，幫忙量血壓、做心電圖、幫病人上落床、更衣拍X 光等等。
有時候，小妹當然可以幫得上忙，但有一次，我叫小妹幫病人打止痛針時，她卻割破了自己的手指，令急症室馬上多一位病人，那就算幫倒忙了……

今天有另一批新的學護調來急症室實習。
當然，這意味著上一批剛訓練得爐火純青、才剛開始幫得上忙的學護被調走了，我們的心機又得推倒重來。
在急症室，廣播系統對於「物流」來說是很重要的，例如我們會用咪高峰喊：「第一格要超聲波機、第二格要心電圖、第三格要借眼、第四格要抽血員、第五格要綁醉酒佬、第六格推病人去照X光等等。」
當然，還有「同事留意，內科男女病人各要等15個」「Urgent Cubicle 緊急輪候病人33位、時間120分鐘，Tea Break取消」和「R 房留位……R 房再留位……R房再三留位……」等絕望的消息。

為免再有小妹發生打針時割破手指的危險，亦避免為急症室再添一位病人，也是為了訓練小妹的膽量，我今天指示小妹幫我拿起咪高峰喊話。
「你，幫我叫『一格飛血、一格推人照X 光、一格有床入症。』」
小妹抓起咪高峰：「一格……嗯……」（忘記了）
「一格飛血、一格推人照……」
「麻煩職工……」她對著咪高峰說：「一格飛血。」
我一邊寫牌板，一邊說：「你要按著那個鈕說話人家才聽到的。」
「喔！喔……那，麻煩職工……」
「小妹，你太小聲了。」我按捺不住，不用咪高峰就對著大堂喊：「一格給我飛血、推人照、有床入症！」

喊話後沒多久，另一位小妹走進來我的診症格。
「你認得我嗎？」她說：「就是久違了你這把熟悉的步操命令聲。」

雖然小妹戴著口罩，但我仍然認得出她的樣子，和說得出她的全名﹣﹣她以前是我在紅十字會時教過的師妹。
然後，我就開始秋後算帳：「是你告訴上一批學護，說急症室有個說話大大聲的醫生叫阿Ray，是你的師兄嗎？」

我當初加入紅十字會，無非也是因為想做醫生的夢想，想學習急救、健康檢查的技能，步操反而是其次。
後來，因為小弟的火爆個性，加上中氣十足，所以逐漸開始教授步操，命令聲響徹操場是每個星期五放學後的例行現象。
除了步操之外，小弟也會帶著師弟妹到陸運會當值，或會帶領大家到屋邨、商場舉辦展覽和健康檢查。
回想起來，當年很多帶著我的師兄師姊，也投身了醫護界﹐屈指一算，都已經有六、七位。

眼看著面前這位小妹，也跟隨著我們眾來師兄姊的步伐，一同投身了這一行，心中不禁感到安慰。
畢竟，當年中學會選擇加入紅十字會，或多或少也是對醫療有興趣；當然，人各有志，雖然不是每一個加入的師弟妹最終也會跟著自己的路走，但當我看見這顆危難中見關懷的赤子之心可以薪火相傳下去，亦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興奮。
那種感覺，就像是自己撒下了十顆種子，雖然不是每一顆也可以茁壯成長，那怕只是有一株幼苗冒出，讓我知道自己後繼有人，也足以令的心滿意足。

比起很多前輩，我無資格說自己桃李滿門，因為紅十字會裡還有很多為培育後輩而付出過許多的有心人。
然而，今天重遇這位闊別七年的小妹，就像看著孩子成長那樣又驚又喜，馬上抓著她問其他同屆孩子的近況；當然，我也急不及待要和以前一樣，再教她很多很多醫護界的每事每物。
但願她也能夠把種子撒下，祈求某年秋天，銀杏樹能夠開枝散葉，讓金黃的杏花鋪成茂密森林。

殞落

27 歲的阿慧坐在輪椅上，由爸爸推著進來診症格。

她一副臉色蒼白，瘦骨嶙峋的樣子，有氣無力的對我說：「醫生，我全身四肢乏力，提不起勁，連站起來都不行了。」
我問：「有多久了？沒有跌過吧？」
「四、五天了，都沒有跌過。」
「今天下午我們的電腦系統都壞了，你可以告訴我你有甚麼病歷嗎？」
阿慧的爸爸插口說：「她吃那個令到腎都壞了。」
「你閉嘴好不好？」阿慧雖然已經氣若游絲，但仍然生氣地責備老爸。
當爸爸被女兒如此責罵，只好黯然地離開診症格。

我看看分流護士的記錄：血壓、心跳都正常，也沒有發燒。
「那你可以把腳抬起嗎？」
她勉強把右腳抬起兩三寸，便不能繼續。
「我來幫你吧。」我一手托著她的小腿，感覺到有甚麼東西在她的褲管內。
我把褲管拉起，原來是一個綁腿式的小型尿袋，小便都是血紅色的。

到此刻我明白了。
「你『索K』（服氯胺酮）多少年了？」我開門見山的問。
「在我兒子出世前一年，他今年三歲。」
只不過四年，膀胱和腎都壞了，因為復發性膀胱炎和腎積水，需要長期放置導管引尿。
我請她躺在輪床上檢查，下腹和兩邊腰背部都有壓痛，超聲波發現腎臟仍然有積水，可能是腎盂炎。

「看情況都要留醫。」我一邊寫牌板，一邊說：「雖然你脈搏不快、也沒有發燒，但你的腎盂炎仍未完全解決，要打抗生素針。」
阿慧別無選擇，只好點點頭。
「要給你抽血打點滴，留一點小便，拍一張腎膀胱X光，然後就入院罷。」

那時候約是下午3時45分。
我向在場高級醫生稟明情況，簽核入院之後，護士走過來說：「小便快速測試驗到有『K仔』。」
「唉，無可救藥，這幾天病了還在吃！」我搖搖頭：「算吧，快打牌板入院好了。」

下午4時45分左右，阿慧被發覺在等候入院期間不醒人事，馬上推入急救室搶救。
她沒有呼吸和脈搏，大家幫她心外壓、插喉接呼吸機，打強心針藥。
經一番功夫，心律由直線（Asystole）變成心室纖顫（Ventricular Fibrillation），機不可失，立即拿起兩個熨斗（Defibrillator）貼在阿慧瘦弱的胸膛，送她一記電擊。
回來了，心電圖是波浪型（Sinusoidal wave），每分鐘30下，馬上抽血做快速測試（iStat），鉀離子（Potassium）高達8.0。

阿慧她「索K」的毒癮，令膀胱長期發炎，細菌向上滋長，蔓延輸尿道和腎臟，引發腎盂炎，最後令腎臟急性衰竭。
腎臟衰竭的後果，就是不能夠正常調控身體內的電解質，尤其是鉀離子（Potassium）。
鉀離子需要控制在3.5至5之間，倘若鉀離子過高的話，就會影響心律，最嚴重可以令心臟停頓。
除了針藥之外，阿慧這個情況需要洗腎，故此我們把她送到深切治療部。

與此同時，阿慧的爸爸把她三歲的兒子帶來醫院。
在護送往深切治療部途中，每當孩子叫阿慧一聲「媽媽」的時候，阿慧的眼就微睜一下，這並不是偶然，因為孩子再叫一聲「媽媽」，阿慧的眼再睜。
這一幕，電視電影很常見，但現實中極為罕見，幾乎一次都未見過。

如果這個世界是有奇蹟的話，這個奇蹟可不可以是令世界上所有毒品都在一夜蒸發呢？

左右手

我很喜歡跟媽媽說我在急症室遇到的故事。
某天的早餐時間，我說：「昨天，有一個年輕人，覺得自己的左手充滿了罪惡……」
媽媽淡然的說：「那砍掉它嚕。」

「R房留位，Trauma Diversion。27歲男子，左手Amputation，GCS 4-4-6，10分鐘後到。」
臨近凌晨12時的交更時間，才來一個Trauma Diversion （創傷轉送），夜更真是有夠煩的。

總的來說，急症室的醫生每次當更8小時，逢凌晨12時、早上8時和下午4時交更；當然，每間醫院會因應個別需要，而有不同的安排，例如某幾位醫生會提早交更，以免在交更時間出現人手真空。
在日間，人手會比較充裕，以應付早上十時後開始的人潮，另一個忙碌的時段就是八時之後，這時候也有相應的人手或者有兼職的醫生應付。
而夜更的急症室，人手比較單薄，大都只得兩至三位醫生駐守。

至於創傷轉送的意思，就是比較嚴重的創傷病人（例如交通意外、工業意外、高處墮下）等，會直接送往指定設有創傷中心的大型醫院，而不是最近的分區醫院。
香港有五間指定接收創傷病人的大醫院，包括女皇、皇后、皇子、公主和大西北醫院。

平日救護車來到醫院時，都是不會響警號的。
但凡在急症室聽到救護車響警號，大概都是「留位」的病人到了。
大家聞聲，都馬上跑到R房預備。
經驗老到的醫護，更會穿上防水保護衣，以免血濺制服。
救護員急步把病人送進來，是個腳上有紋身青年，我們叫他做阿明。
我們一邊過床，救護員一邊交代：「在街上吸毒之後，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斬斷。血壓120/70 脈搏90，一直清醒。」

「喂！你知道自己在哪兒嗎？」護士長喊道。
「不要救我、不要救我！」阿明掙扎著坐起來，又被我們按回床上。
「剛才發生甚麼事？為甚麼要斬自己的手？」
「我說了，你們都不明白的！」他繼續叫嚷著：「我這隻左手，充滿著罪惡，我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嘩哈哈！」
「吸了『東西』，都傻了。」高級醫生冷靜地說：「別說那麼多了，召骨科吧。」

警察在他身上搜到身分證，把身分證號碼一輸入電腦，馬上就看到他剛好在一年前曾經把左手砍斷，經手術駁回，幾個月之後再砍掉左手食指。
我們檢查那隻在現場撿回來、完全骨肉分離的斷掌，只有四隻手指。
換言之，這是阿明第三次砍自己的左手。

經電腦系統護士很快就找到他的姐姐，說明阿明的情況，著她快點來醫院。
豈料，電話的另一端傳來冷漠的回應：「謝謝你，這是他第三次砍自己的左手了，我們不會過來的了，他給你添麻煩了，對不起。」
相信阿明的家人早已心灰意冷，放棄誤入歧途的他了。

骨科醫生到場，檢查阿明的傷勢，認為可以一「駁」。
道明來意之後，按程序來說，如果病人清醒，任何手術都必須要取得病人本人的同意，方可以進行，否則醫生有可能被刑事控告。

「骨科醫生你來得正好，駁就不用麻煩你了，因為我會再砍。」阿明頭頭是道的說：「我倒是想你幫我一個忙，就是幫我齊臂在胳膊切斷，免除後患！」
當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答應這個要求吧？

由於這隻手還有駁回的可能，但病人又拒絕，而他又清醒，面對這個兩難局面，醫生逐向高級醫生和顧問醫生請示。
原來根據法例，如果病人是在藥物影響下引致精神紊亂，而醫生認為治療是必需和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的話，那醫生可以不需要病人的同意下進行治療。
由此可見醫生的權力真的可大哩。

就此，阿明便被推往手術室進行接駁手術。
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次手術都會徒勞無功，要醫生「嘥心機捱眼瞓」，因為阿明會第四次砍掉自己的左手；但畢竟，為病人的最佳利益而行事，始終是行醫不變的信念，我們只好無可奈何的接受。

當阿明離開之後，大家都在R房收拾殘局。
有同事問：「丫，為甚麼他總是要砍自己的左手呢？」
純真的女同事答：「因為他慣用右手拿筆、拿筷子，所以用右手拿刀的話，只可惜斬左手。」
「但為甚麼不砍腳趾呢？他剛才說，無論如何就是覺得左手充滿著罪惡。」

「左手當然是充滿著罪惡啦。」某男同事奸笑說：「因為櫻木花道說過，右手要用來控制滑鼠嘛。」

（九把刀。2011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台灣：春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