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已經有兩批同學洗過樓了，JuBao說「這簡直是打家劫舍」，一天之內便籌得四位數字，所以今次我們只是來撈一撈「漏網之魚」，看看會否有意外收穫。
雖則有教授不同意我們的所為，投訴這做法是滋擾，但我們還是「意見接受、政策照舊」。
沒法子啦，如果不「洗樓」，又如何表現出我們的誠意呢？
要是只扔下一封信或電郵便算了，我想它們大都會石沉大海！
這次洗樓，基本上是我第一次走上臨床醫學大樓（CSB）二樓以上的樓層。
一年級的醫院生活，大都是在CSB二樓的LT（演講廳）、SR（講室）、CSLC（臨床技巧學習中心）和醫學圖書館渡過；有些同學做SSM（選修）時，有機會到隨教授到CSB樓上參觀，一窺這相對「神秘」的世界。
CSB除了有不少教授的辦公室外，也是不同臨床部門的實驗室和總部。
由三樓一直向上「洗」，到了九樓內科學系時，我們發覺募捐信不敷應用，於是便在走廊閒逛，等待救兵Mathew把信件送來。
我一直的來回踱步，不禁想起，在四年前的今天，這條走廊是一片甚麼的景象。
當年的「SARS英雄」沈祖堯教授，就是以這條走廊為背景，接受記者訪問。
2003年的那個春天，SARS在威爾斯醫院爆發，當時我才中四。
整場疫症之中，電視機中有幾個場面令我激動落淚。
首先是3月30日清晨，政府突然派大批人員封鎖淘大花園E座，然後把居民分批「押送」往渡假村；那時我很擔心，若然自己居住的那座大廈也有大批居民感染SARS，我們會否也遭到同樣的軟禁待遇。
另一個畫面，就是我們的師姐－－謝婉雯醫生在5月13日逝世的消息。
回家之後，我到YouTube去重溫「2003年大事回顧」，眼淚更是不由自主的流下來。
首先，我要為香港曾經被一班混蛋、狗奴才、政棍管治而感到悲哀。
還記得董建華在有醫護人員殉職後，假惺惺的說：「我經常說，一個人都不可以讓他死。我們一定要把治療的工作做得更好。」
他似乎忘記了在SARS高峰期時曾經說過：「我的部下叫我不要到醫院去。他們說我的生命很寶貴。」
你老媽子的！難道醫生、護士、HCA的生命又不寶貴了嗎？
衛生食物甚麼局的楊永強呢？
他更是過分：「不要讓世界覺得香港有非典型肺炎爆發，這對香港的聲譽有影響的。病毒源頭是甚麼？我怎知道？我不是神仙！」
到SARS後期，這狗娘養的更是喪心病狂、厚顏無恥：「SARS疫潮，總要有人犧牲。」
楊醫生這番話，如此豪情壯志，多有大將之風，那，你當時為甚麼還不給我滾進PWH的ICU去？又是因為你的生命比較寶貴嗎？
我哭，更大的原因是因為我看到不少醫護人員相繼倒下了，身為醫學生，看著新聞片拍著今天我們經常踏足的威爾斯醫院，我更是有一種共鳴。
電影中的主角過世了，可演員卻沒有死；然而，在新聞片中「落力演出」的醫護人員，可是要時刻準備著要賠上生命。
當年SARS總感染人總中，醫護人員佔了兩成，有三百多人，其中更有六位醫護人員殉職。
一位女護士按捺不住悲傷的情緒，打電話上電台咽嗚著說：「我不知道還要忍受到何時，要死多少位同事才足夠！」
在謝婉雯醫生出殯當天，一位在殯儀館門外的老伯痛哭說：「天沒眼，她才三十多歲而已，又念了這麼多書……」
聽畢這兩句話，我的眼淚就如缺堤洪水般湧出來。
身邊每一位的同學，都是我們在戰場上的戰友。
很快我們便要投入病房去工作了，我不期然在想，如果那時再有瘟疫襲港，我們又是一片甚麼的景象呢？
Touch Wood說一句，如果我們當中有同學不幸染病，我還敢抓起針筒，下重藥去醫治他嗎？
又或者，他朝有幸成家立室，有妻子、有兒女時，我還有勇氣武裝起來，衝入醫院和死神賭一鋪嗎？
身為醫護人員，由踏入病房的一刻起，便要有一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但是，醫生、護士畢竟也是一個正常人，他們也會有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回憶；他們也會有自己眷戀、揪心、放不下的東西。
死亡本身並不可怕，人怕死是因為放不下身邊的種種。
即使已經看破了一切，也沒有甚麼的牽掛，然後在彌留的一刻，看到身邊的親友為著自己傷心欲絕，更是多麼的留戀這個世界，希望好好安慰他們才走。
假如再有一次疫症來到，我相信，它除了對我們是一份生理上的威脅外，也會對心理構成嚴重的影響。
我固然不希望這件事會再次發生，但身為醫護學生，卻恍惚不得不預備這種情況。
去年入學講座時，教授說，未來這五年會令我們脫胎換骨。
路，在不知不覺之間走了五分之一，突然覺得自己不再、也不應該再是一個只懂得嬉戲玩樂的少年。
縱使感覺到這個話題很沉重，然而，除了讀書之外，我還是要想一想，將來我們要如何面對這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整場疫症之中，電視機中有幾個場面令我激動落淚。
首先是3月30日清晨，政府突然派大批人員封鎖淘大花園E座，然後把居民分批「押送」往渡假村；那時我很擔心，若然自己居住的那座大廈也有大批居民感染SARS，我們會否也遭到同樣的軟禁待遇。
另一個畫面，就是我們的師姐－－謝婉雯醫生在5月13日逝世的消息。
回家之後，我到YouTube去重溫「2003年大事回顧」，眼淚更是不由自主的流下來。
首先，我要為香港曾經被一班混蛋、狗奴才、政棍管治而感到悲哀。
還記得董建華在有醫護人員殉職後，假惺惺的說：「我經常說，一個人都不可以讓他死。我們一定要把治療的工作做得更好。」
他似乎忘記了在SARS高峰期時曾經說過：「我的部下叫我不要到醫院去。他們說我的生命很寶貴。」
你老媽子的！難道醫生、護士、HCA的生命又不寶貴了嗎？
衛生食物甚麼局的楊永強呢？
他更是過分：「不要讓世界覺得香港有非典型肺炎爆發，這對香港的聲譽有影響的。病毒源頭是甚麼？我怎知道？我不是神仙！」
到SARS後期，這狗娘養的更是喪心病狂、厚顏無恥：「SARS疫潮，總要有人犧牲。」
楊醫生這番話，如此豪情壯志，多有大將之風，那，你當時為甚麼還不給我滾進PWH的ICU去？又是因為你的生命比較寶貴嗎？
我哭，更大的原因是因為我看到不少醫護人員相繼倒下了，身為醫學生，看著新聞片拍著今天我們經常踏足的威爾斯醫院，我更是有一種共鳴。
電影中的主角過世了，可演員卻沒有死；然而，在新聞片中「落力演出」的醫護人員，可是要時刻準備著要賠上生命。
當年SARS總感染人總中，醫護人員佔了兩成，有三百多人，其中更有六位醫護人員殉職。
一位女護士按捺不住悲傷的情緒，打電話上電台咽嗚著說：「我不知道還要忍受到何時，要死多少位同事才足夠！」
在謝婉雯醫生出殯當天，一位在殯儀館門外的老伯痛哭說：「天沒眼，她才三十多歲而已，又念了這麼多書……」
聽畢這兩句話，我的眼淚就如缺堤洪水般湧出來。
身邊每一位的同學，都是我們在戰場上的戰友。
很快我們便要投入病房去工作了，我不期然在想，如果那時再有瘟疫襲港，我們又是一片甚麼的景象呢？
Touch Wood說一句，如果我們當中有同學不幸染病，我還敢抓起針筒，下重藥去醫治他嗎？
又或者，他朝有幸成家立室，有妻子、有兒女時，我還有勇氣武裝起來，衝入醫院和死神賭一鋪嗎？
身為醫護人員，由踏入病房的一刻起，便要有一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但是，醫生、護士畢竟也是一個正常人，他們也會有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回憶；他們也會有自己眷戀、揪心、放不下的東西。
死亡本身並不可怕，人怕死是因為放不下身邊的種種。
即使已經看破了一切，也沒有甚麼的牽掛，然後在彌留的一刻，看到身邊的親友為著自己傷心欲絕，更是多麼的留戀這個世界，希望好好安慰他們才走。
假如再有一次疫症來到，我相信，它除了對我們是一份生理上的威脅外，也會對心理構成嚴重的影響。
我固然不希望這件事會再次發生，但身為醫護學生，卻恍惚不得不預備這種情況。
去年入學講座時，教授說，未來這五年會令我們脫胎換骨。
路，在不知不覺之間走了五分之一，突然覺得自己不再、也不應該再是一個只懂得嬉戲玩樂的少年。
縱使感覺到這個話題很沉重，然而，除了讀書之外，我還是要想一想，將來我們要如何面對這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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